《论语》微言大义溯源

 
 

曾琦云

 

提要:本文对《论语》中有争议看法的语句的含义进行分析,以期回到孔子的原意上去,既为后人学习《论语》提供方便,也为学术界统一思想,从而规范对《论语》的翻译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。主要着重从大道之理去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,从古今多种注疏的对比分析中去溯源。

关键词:论语,孔子,微言大义,溯源

 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:“昔仲尼没而微言绝,七十子丧而大义乖。”[i]微言,精微的言词;大义,奥妙的要义。微言大义即指圣人隐含在语言中所包含的深远微妙的意义。本文就《论语》中一些容易引起歧义的语句进行溯源,并非想要标新立异,目的是想要寻找《论语》所显现孔子的真正微言大义,这种微言大义不是从流上去找,而是要跨越两千多年来的各种诠释,回到孔子思想的本源。

我自从写作《每日论语》一书以来,核对了古今不少注解《论语》的著作,虽然感觉其中不乏真知硕见,促进了儒学在中国的发展及传播,但是由于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我也深深地感到,实际上《论语》的精神只有一种,可后人分析出来却是无数种。如果不加以统一和分析,则人心不古,后来人学习《论语》也莫衷一是。现在,我的拙著《每日论语》虽然已经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,这一些问题也已经都在书中提及,但是为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,特把一些典型的问题在这篇论文中再进行综述,以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,推动儒学的传播。

在中国,诠释儒家经典从西汉王朝“独尊儒术”开始就成为官方的一门专门学问。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相对立,主张通经致用,特别强调结合现实阐发经书中的“微言大义”。古文经学,以刘歆为代表,以讲文字训诂,明典章制度为特色,反对今文经学的所谓“微言大义”。从此就有古文、今文经学之争,持续到东汉,至东汉末,郑玄遍注群经,为诸儒所宗,官学乃废,争论方止。魏晋时经学的特点是以老庄解释儒家经典 ,以王弼何晏为代表,称正始之音。至南北朝,经学亦分为南学和北学,南学多受玄学、佛学的影响,北学则继承两汉经学传统。隋唐时,经学走向统一,孔颖达等奉敕编撰《五经正义》,为科举取士的依据,并形成义疏之学。

宋朝理学出现之后,“微言大义”几乎成为理学家阐释自己思想的基本方式,孔子所留下的并不多的语言成了微言大义的不可穷尽的源泉。其中较有影响的理学家有周敦颐、张载、二朱熹等。其中诠释《论语》的代表性著作就是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元代经学继承宋儒传统。明代经学衰微,惟有官修《五经大全》、《四书大全》行世。明清之际经学复兴,有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较为著名。

清中叶后今文经学复兴 ,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更借今文经说“托古改制”行时一时。康有为特别强调,在儒家孔孟的理论中,有许多深奥的道理是通过口说心授密传下来的,亦即所谓的“微言大义”,它是儒家孔孟学说的精义所在。但这种“微言大义”并不是所有读孔孟之书的人都能发现和理解的,而只有极少数真正把握了孔孟精神的人才有可能发现、理解和发扬光大。他认为,自己就属于这一种人,肩负着开发和实践儒家孔孟“微言大义”的历史重任。他的大弟子梁启超解释“微言大义”之意是:“俟圣不惑在大义,因时变通在微言。”所以他说:“苟能明孔子改制之微言大义,则周秦诸子谈道之是非出入,秦汉以来二千年之义理制度所本,从违之得失,以及外夷之治乱强弱,天人之故,皆能别白而昭晰之。”他还进一步说:“圣人之意”是“圣人所未著之经,未传诸口说者也”,因此“圣人之意一层,犹待今日学者推补之。”[ii]章太炎则治古文经,站在革命民主派立场驳斥维新派,是为经学尾声。

从历史的发展来看,几乎每个时代的人都在借孔子的留言去诠释圣人的“微言大义”,不管他们的的目的如何,都从客观上促进了孔子思想的流传,使儒家思想成为统治中国达两千多年的官方意识形态。但是,由于受时代和社会的限制,再加上儒家思想是官方意识形态,诠释儒家经典的“微言大义”就必然要受到当时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,就必然在诠释经典的同时要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,因此这种“微言大义”显然在很多情况下越来越背离孔子的原意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,更有读书人把诠释经典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,因此为了个人的目的,总要标新立异,这样才显露出自己的本事。以这种目的去解经,去诠释“微言大义”,显然将更是个人瞎想臆测的产物,离孔子的原意就更远了。

今天,我们已经历了“五四运动”的洗礼,孔家店曾经被打倒一时。后来更有“文化大革命”,孔老二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,他老人家的留言更是被当成封建思想一扫而光。甚至后来出了一个林彪,还要把孔老夫子拉出来,搞了一场“批林批孔”运动。由此可见,孔子近代以来的命运是不太好的。自从改革开放以后,政治走向清平,孔夫子也不受委屈了。虽然不受委屈,但是也不再是官方意识形态。因此,在今天,我们完全可以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去诠释孔子的“微言大义”。我的《每日论语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。《论语》的“微言大义”太多了,但是只要掌握了圣人的主体精神,《论语》中每一句话的真实含义并非难以理解。本文综述《论语》中一些容易引起歧义的言语,超越两千年时空,深入到圣人的思想深处,去把握语句中的“微言大义”,以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。限于篇幅,不可能面面俱到,要全面了解,敬请阅读《每日论语》。同时限于作者水平,还请大家批评指正。

 

一、学而时习之

 

子曰: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?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?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?”

这是《论语》开篇第一章,这一章理解很重要,几乎对整个《论语》都有提纲挈领的作用。要理解这一章,最重要的是要理解第一句话,第一句话懂了,后面的则迎刃而解了。

“学而时习之”这句话首先要知道“学”的意思是什么?清人刘宝楠所著《论语正义》引《说文》:“学,觉悟也。”又引《白虎通·辟雍篇》:“学之为言觉也,以觉悟所未知也。”[iii]

 将“学”解释为“觉悟”,并非是刘宝楠的发明,朱熹《论语集注》早就说了:“学主为言效也。人性皆善,而觉有先后,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,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。”[iv]朱熹的这段话很明显是受佛教禅宗的影响,他虽然辟佛,可他注释《论语》又确确实实是在说禅语,他说“人性皆善”与“人人皆有佛性”有没有两样呢?“佛”译为中文就是“觉悟”的意思,所以佛是先觉,佛通过教育学习,让学生们再觉悟,以回归本有的佛性,正是朱熹所说的“觉有先后,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,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”。

朱熹是一代理学家,他的理学有很高的道德境界,实来源于禅宗的启悟,但他以继承孔孟之道为己任,有排除佛老的言论,实则另立一派,其理论自然有矛盾之处。朱熹论到“心性永不埋没,具备一切理,应接一切事”[v],这个意思本来出自《华严经》、《楞严经》的注解。朱熹十八岁时,跟从刘屏山游学。屏山认为他一定是个热心科举的人,但打开他的书箱,里面只有《大慧禅师语录》一套。朱熹常同吕东莱、张南轩拜见各方禅者,与道谦禅师关系最好,常有警醒启发语言发表,谦师去世后,朱熹有祭文,载《宏教集》)。因此朱熹《四书集注》中,所论心性,大致近似于禅意。他晚年住小竹轩中,常诵佛经,有《斋居诵经诗》。晚年既然已经诵经拜佛,则必然已经忏悔平生辟佛不对,可是来日不多,也不可能重新写作新著来纠正过去辟佛的言论了。

我认为,刘注和朱注将“学”理解为“觉悟”,这是符合孔子思想的原意的。虽然朱熹来自于禅的启悟,但是他的理解本来就是孔子的原意。再说《白虎通》是中国汉代讲论五经同异,统一今文经义的一部重要著作,是班固等人根据东汉章帝建初四年(公元79)白虎观会议上进行经学辩论的结果纂辑而成,计4卷。实际是一部以今文经义为依据的国家法规。刘宝楠所著《论语正义》引《白虎通·辟雍篇》:“学之为言觉也,以觉悟所未知也。”说明前人早就理解了原意,而这个时候佛教还没有广泛流行于中国,并非受了佛教的影响而诠释儒家经典的。

第二个问题是要理解“习”是什么意思?我看了最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徐志刚译注《论语通译》(此书列为“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”),它将“学而时习之”译为“学习了时常温习”[vi]。又有珠海出版社的由老道主编的《论语人生》将“学而时习之”译为“学习而又经常复习它”[vii]。还有很多这样大同小异的译法,就是都将“习”理解为“温习”或者“复习”。这种看法并非限于今人,古人也有这种看法。鉴于这一现象,我在《每日论语》里面写道:“对于‘学而时习之’这句话,过去经常有人翻译为‘学习了而时常温习’,片面地理解为复习功课就是快乐,忽略了孔子一贯所重视的学以致用的思想。孔子的学以致用,注重一个人在思想方面的成熟。即是要把老师所讲的道理,在生活实践中进行对照和观察,自己行住坐卧、言行举止是否都能够做到。最主要是观察自己每时每刻的意念是善的,还是恶的,当达到纯善的境界时,也就是‘仁’了,永恒的快乐也就出现了。所以只有学习和实践同时并重,才能得到人生的真正快乐。”[viii]

事实上,过去的读书人,有谁把复习功课作为快乐的事情吗?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说明读书人多么苦?当然为了“一举成名”,也只能忍受“十年寒窗”的痛苦了。所以我就把“学而时习之”翻译为“学了就及时实践”[ix]。今天流行的杨伯峻先生的《论语译注》将“习”解释为“实习”,虽然也有实践的意思,但他认为孔子所讲的功课,一般都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结合。像礼(包括各种礼节)、乐(音乐)、射(射箭)、御(驾车)这些内容,尤其非演习、实习不可[x]。从杨先生的理由可以看出这“习”字虽然解释“实习”,可仍然是演习功课,实际上还是没有体现孔子的原意。我虽然在字面上已经翻译为“实践”,但是还有深层次的意义没有说出来,因为还不可能知道“不亦说乎”是怎么来的?如果将“学”的本来意思与“觉悟”联系起来,就知道快乐是怎么来的了?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”的深层意思就是:“学习就是觉悟,当你心中时时善念相继时,难道你还有不快乐吗?”藕益大师说:“今学,即是始觉之智,念念觉于本觉。无不觉时,故名时习。无时不觉,斯无时不说矣。”[xi]这是看到了问题的本质。

这种“快乐”实际就是“仁”的境界,“仁”就是“止于至善”的境界。当你的心中时刻保持善念的时候,难道你还有不快乐吗?如果你“止于至善”了,实际就是连“善”也不执着了,一切都无相,一切都空了,这就到了大快乐的境界。那么“学了就及时实践”实际是指我们用功的方法,就是要检查你当下一念是否觉悟,也就是时时要检查自己的心叫“时习”,即把本来的觉性在生活中时刻提起,这就是“实践”,“习”实际就是“练心”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“时时复习功课”,可这个功课不是普通的功课,而是我们本来的觉性。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”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“学了就及时实践,让你的心时刻都在觉悟中不是很快乐的吗?”实际上这种境界就是佛教“涅槃”的境界,翻译成中文有“大自在、大解脱、大快乐”的意思。所以我把《每日论语》第一日取名为“寻找永恒的快乐”,写道:“圣人的智慧就是教人离苦得乐的,得到了真正的大智慧也就得到了真正的快乐。中国传统文化分为三大支柱,即儒、释、道。释即释迦牟尼,他创立了佛教,对人生的看法的基调是苦,‘苦、集、灭、道’是早期佛教的基本思想,所以佛教教人认识人生是苦,从而走入出世之道,即涅槃,涅槃即是大快乐大解脱的境界。道家与后来的道教不同,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,老子顺其自然,回归本性,以求得生命的快乐。”[xii]从这里,我们可以看出,三教虽然方法不同,但是其目的都是一致的,所谓殊途同归了。

如果弄清楚了第一句话“学而时习之”的意思,知道了快乐的根源,那么第二种快乐和第三种快乐就好理解了。第一句是“母”,后面两句是“子”,有母才有子。因为一当人觉悟自性本空了,才会有众生同体的思想,所以就会产生慈悲普度众生之愿,就会广结善缘,这就是“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”的原因了。虽然有普度众生之愿,但是仍然有人不会理解我,仍至诽谤打击我,我也不能有分别心,仍旧要发愿今后去度他,他总会有一天会觉悟的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,心中自然没有烦恼了,所以“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”。

从这一章我们不可以看出,圣人立教,千言万语无非就是要我们回归到本有的觉性而获得解脱,虽然孔子叫做“仁”,佛陀叫做“佛”,老子叫做“道”,名词不同,意义实际是一样。这就是中国三教可以和平共处到今天的原因,所以中国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。对于这段话,藕益大师总结得好:“学,是致知。时习之,则格物之功也,安有弃物蹈空之弊乎?弃物蹈空,非觉者也。格物之本,即是修身。故自天子至于庶人,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一身果修,多身化之。故朋自远来,与人同乐。有未化者,是吾心之诚未至也,但当反求诸己。故人不知而不愠,至诚无习,则君子也。君子即易所谓大人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人人有责,位虽不同,其有事则同也。故日不亦君子乎?”[xiii]

 

二、贤贤易色

 

子夏曰:“贤贤易色,事父母能竭其力,事君能致其身,与朋友交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,吾必谓之学矣。”

这是《学而篇》第七章,讲的是孔子所传授给学生的大学问,并非就是书本上的死知识。因为孔子教育的目的是要提高学生的道德境界,所以他把做人的学问和读书的学问区别开来了。在孔子那里,真正的学问不是书本上的学问,而是他为人处事是否尽到了自己职责,是否符合“仁”的要求。孔子的学生子夏就特别理解孔子的这一番苦心。子夏所说的那段话与孔子的话没有什么区别。也是从出家和在家两个方面,说明怎么做人的道理。

对于“贤贤易色”这句话也几种不同的理解。“贤贤”与孔子说的“亲仁”实际上没有区别,一般也没有引起歧义。问题是这个“易色”。朱熹说:“贤人之贤,而易其好色之心,好善有诚也。”[xiv]意思是学习贤人的优秀品德,就会改变人的好色之心,这向善就有诚意了。

南怀瑾先生是当今有名的国学大师,他的《论语别裁》里面说到朱熹这样解释就感叹“孔子被人叫打倒,就是这样受冤的,说“一旦亲近贤人,就连女色也不要了,女朋友不要了,太太也不要了”[xv]

国内有些注本也觉得朱熹不妥。如杨伯峻译为:“对妻子,重品德,不重容貌。”这样就把“贤贤”的原意搞错了,“贤贤”变成“重视妻子的品德”了。我在《每日论语》里面是这样翻译的:“敬重贤人一看见他们就要肃然起敬改变平时对人随随便便的态度。”这句话“易”就是“改变”的意思,“色”即脸色和态度。看见有仁德的贤人来了,应该改变平时随随便便的态度。

把“贤贤”与“好色”联系起来,古来这种看法很多,清刘宝楠注《论语正义》:“贤贤易色,明夫妇之伦也。”接着引证《诗经》“关雎”一诗说淑女配君子,是为了消除好色之心,使大家都去尊重贤人。然后说:“今案夫妇为人伦之始,故此文叙于事父母事君之前。《汉书》李寻传引此文。颜师古注‘易色,轻略于色,不贵之也。’公羊文十二年传‘俾君子易怠’。何休注‘易怠,犹轻惰也’。是‘易’有‘轻略’之义。又广雅释言‘易,如也’。王氏念孙疏证引之云‘论语贤贤易色,易者,如也,犹言好德如好色也’。此训亦通。”这段话对于“易”字有两种解释,第一是解释为“轻略”,那么“贤贤易色”就是“尊重贤人,轻略美色”的意思;第二是解释为“如”,那么“贤贤易色”就是“好德如好色”的意思。还说“孔曰:子夏弟子卜商也,言以好色之心好贤,则善”。不管怎么解释,都把“贤贤”与“好色”联系起来。不仅与“好色”联系起来,连夫妻之伦处理不好,也是“好色”。

孔子虽然一生致力于克己复礼,经常强调美色的危害,但是并没有把夫妻之伦也纳入危害之中。孔子说:“君子之道,造端乎夫妇,及其至也,察乎天地。”即使是修行的人,下手处也可以从夫妻关系做起,正而不邪的夫妻关系是人类赖以繁衍的基础。所谓正而不邪,就是佛教所说居士五戒中要戒邪淫。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要求的,夫妻要真诚,感情要专一。《关睢》中“雎鸠”是一种情感专一的水鸟,《关睢》托“雎鸠”起兴,从一开头就告诫我们要走正道,感情不要偏离“礼”的轨道。男女之间的爱情是人的天性,但人是懂“礼”的,就是理智的,若偏离“礼”和“理智”,就会走向两端,不再是中庸了。不符合中庸,就会淫乱,甚至犯罪。同样世间的人若断绝情欲也不通情理,人不是石头,只是情感需要正确引导,而不要像洪水一样一发不可收拾。看看《关睢》中的君子和淑女,他们走的正是中庸之道,符合人类的道德伦理,所以是值得提倡和歌颂的。

孔子虽然提倡“关雎式”的爱情,说《关雎》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,但是也并非现在有个别人把孔子说成性情中人,甚至说孔子是“情种”,这是不符合历史原貌的,也是违背孔子的“中庸之道”的。1930年,著名作家林语堂写了一部剧本,叫做《子见南子》,描写孔子与卫灵公的婚外恋,把孔子塑造成为一个“天生情种”式的人物,这就太离谱了,所有情节都是瞎编乱说的。

 

三、无友不如己

 

子曰:“君子不重则不威,学则不固。主忠信。无友不如己者。过则勿惮改。”

这是《学而篇》第八章。“无友不如己者”朱熹是这样注解:“无、毋通,禁止辞也。友所以辅仁,不如己,则无益而有损。”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“不交不如自己的朋友”了。如果真像朱熹这样解释,孔子也不能是圣人了。只因为朱熹的注解被统治者提升为封建社会“开科取士”的依据,历代知识分子受其害的不少。

像朱熹这样理解的,还有很多。清刘宝楠注《论语正义》:“周公曰‘不如我者,吾不与处,损我者也;与吾等者,吾不与处,无益我者也。吾所与处者,必贤于我。”根据周公的话,《论语正义》说“则不如己者,即不仁之人,夫子不欲深斥,故只言不如己而已”。还引证了很多:“《吕氏春秋》骄恣篇引仲虺(huǐ)曰‘能自为取帅者王,能自取友者存,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’;《群善治要》引中论曰:‘君子不友不如己者,非羞彼而大我也;不如己者,须己慎者也。然则扶人不暇,将谁相我哉?吾之偾(fèn)也,亦无日矣!’又《韩诗外传》南假子曰:‘夫高比,所以广德也;下比,所以狭行也。此于善者,自进之阶;此于恶者,自退之原也。诸文并足发明此言之旨。”

因为既然不能交比不上自己的朋友,那么对下文“过则勿惮改”就有人理解为交朋友交错了,所以要改。《论语正义》:“皇疏载一说云,若结友遇误,不得善人,则改易之,莫难之也。故李充云,若友失其人,改之为贵也。案高诱注吕氏春秋骄恣篇,引无友不如己者,过则勿惮改,以证所择而莫如己者亡之义。亦以过为结友过误,或汉人有此义。故李充云然。然既知误交,何难即改,似不足为君子虑也。”这真是一错再错了!

或者受传统的影响,或者是出于自己的主观臆测,今世新出的很多版本的论语译注都是这样理解的。略举几例。杨伯峻译注《论语译注》的译文是“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”。徐志刚《论语通译》也是这样。中华书局出了“中学生文化素质提高丛书”,有李申编著的《论语精粹解读》[xvi]也是这个意思。

君子真的“不交比自己差的朋友吗”?我认为,若君子不交比自己差的朋友,也不能为君子了。既然是君子,对于比自己强的就会虚心学习,对于比自己差的,也能看到他的优点,即使完全没有优点,也可以做反面的榜样。因此,我在《每日论语》是这样翻译这段话的:“君子不自重,就不会有威严,即使学习,也不会牢固。做人要以忠诚和信任为根本,没有哪个朋友不如自己。有了过错不要怕改正。”

不管是哪位伟人,他们都是很谦虚谨慎的。佛陀说:“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,只因为妄想执着,不能证得。”中国净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师曾经说:“看一切人都是菩萨,只有我一人实是凡夫!”[xvii]孔子也说过: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!”圣人千言万语都要我们消除分别心,发出平等心、慈悲心,怎么还会歧视众生呢?所以谦虚是一种美德,孔子在这里是加以提倡的。在《周易》上六十四卦,所讲的都是天地阴阳变化的道理,教人做人的方法。每一卦爻中,有凶有吉,凶卦是警戒人去恶从善,吉卦教人要日新又新。独有谦卦,每一爻都吉祥。《易》说:“天道亏盈而益谦,地道变盈而流谦,鬼神害盈而福谦,人道恶盈而好谦。”是故“谦”之一卦,六爻皆吉。(易经谦卦上说:“天的道理,不论什么,凡骄傲自满的,就要使他亏损,而谦虚的就让他得到益处。地的道理,不论什么,凡骄傲自满的,也要使他改变,不能让他永远满足;而谦虚的要使他滋润不枯。就像低的地方,流水经过,必定会充满他的缺陷。鬼神的道理,凡骄傲自满的,就要使他受害,谦虚的便让他受福。人的道理,都是厌恶骄傲自满的人,而喜欢谦虚的人。”)《尚书》说:“满招损,谦受益。”所以孔子说“无友不如己者”的意思,就是要人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,看一切朋友都没有不如自己的。这里与前面的“君子不重则不威”形成对比,“重”即自重,要增加人的自信心,人才能前进。但是过分的自信就会变成骄傲自满,以为自己很了不起,唯独自己一切都好,别人都不如自己。这样下去,君子也就变成小人了。所以“君子不重则不威”和“无友不如己者”从两个方面提出君子的处世的人生态度。

 

四、攻乎异端

 

子曰:“攻乎异端,斯害也已!”

这是《为政篇》第16章。“攻”,何晏注:“攻,治也。”朱熹集注:范氏曰:“攻,专治也,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。”“治”即研究,如治学。按照孔子人格来说,此意符合他的思想,比翻译为“攻击”或者“批判”要好。异端邪说虽然有碍正道,但是孔子不会去强行攻击。孔子说过:“攻其恶,无攻人之恶。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意思是:“抨击那些过错,不要去指责某人的过错。”又说:“躬自厚,而薄责于人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意思是“责备自己很重,责备别人很轻。”圣贤千言万语无非想要人自己寻找自己的过错罢了。自己寻找自己的过错,就会时时反省自己,没有时间去指责别人了。所以,孔子不会叫弟子们集中精力去攻击那些异端邪说,他只要求弟子们不断地反省自己的思想是否合乎正道。因此,我在《每日论语》把这句话译为:“专门研究异端邪说那就是祸害啊!”

古人大都注“攻乎异端”的“攻”为“治”,也有人反对。近人程树德编著《论语集释》  (1943年出版),在本章“攻乎异端”引列名家注释后加按语说:“《论语》中凡用‘攻’字作‘攻伐’解,如‘小子鸣鼓而攻之’、‘攻其恶,不攻人之恶’,不应此处独训为‘治’,则何晏、朱子之说非也。”今人杨伯峻从之,说《论语》共四个‘攻’字……三个‘攻’字(即上引程树德所引两句的三个“攻”字)都当攻击解,这里也不应例外。”从而把“攻乎异端,斯害也已”译为“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言论,祸害就可以消灭了。”他把“也已”的“已”当作“动词,止也”,译为“消灭。”程、杨的观点显然不能成立。《论语》中有三个“攻”字当“攻击”讲,难道这一处的“攻”字一定是“攻击”吗?书中同—个字表示不同意义很多。再说《论语》中没有一处是批判哪一家“异端邪说”的,专门攻击别人,也不符合孔子的性格。

    朱熹集注:“异端,非圣人之道,而别为一端,如杨墨是也。”“杨墨”即杨朱和墨翟。战国时期杨墨两派学说都很盛行,《孟子》滕文公下:“天下之言,不归杨则归墨。”墨子提倡“兼爱”,提出爱无差等。孟子予以批驳:“知者无不知也,当务之为急。仁者无不爱也,急亲贤之为务。尧、舜之知而不遍物,急先务也。尧、舜之仁不遍爱人,急亲贤也。不能三年之丧,而缌(sī)、小功之察;放饭流歠(chuò),而问无齿决:是之谓不知务。”这段话的意思是:智者没有不知道的事,但总是以当前的重要工作为急迫。仁者没有不爱的,但是务必先爱自己的亲人和贤者。尧舜的智慧不可能知道一切事物,因为他急于先办理首要事务。尧舜的仁德不能普遍地爱一切人,因为他急于先爱自己的亲人和贤者。如果不能实行三年的丧礼,却仔细讲求缌麻三月、小功五月的丧礼;在尊长面前用餐,大口吃饭,大口喝汤,粗鲁无礼,却讲究不用牙齿啃断干肉,这就叫作不识大体。

    朱熹集注:程子曰“佛氏之言,比之杨墨,尤为近理,所以其害为尤甚。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,不尔,则骎骎(qīn)然入于其中矣。”程朱理学出入佛道,并又斥佛道为异端,门户之见太深。由于程朱理学影响甚大,以致于后来一提到异端,人们以为就是佛道。实际上程、朱虽然出入禅门,可他还没有真正开悟,就以为什么都懂了。正如印光大师说:“程、朱读佛大乘经,亲近禅宗善知识。会得经中全事即理,及宗门法法头头会归自心之义。便以为大得。实未遍阅大小乘经,及亲近各宗善知识。”[xviii]南怀瑾在《论语别裁》说:“宋儒的理学家,专门讲心性之学,他们所讲的孔孟心性之学,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呢?一半是佛家来的,一半是拿道家的东西,换汤不换药地转到儒家来的。所以,我不大同意宋儒。对于宋儒的理学,我也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,发现了这一点,就不同意他们。一个人借了张家的东西用,没有关系,可以告诉老李,这是向张家借来的,一点不为过。可是借了张家的东西,冒为己有充面子,还转过头来骂张家,就没道理了。宋儒们借了佛道两家的学问,来解释儒家的心性之学,一方面又批驳佛道。”拿了别人的东西,还说别人没有道理,我看世界上没有这样不讲理的人。儒释道三家文化,各自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同的作用,如一个鼎的三足,断掉一只,中国文化都立不住脚。一般在盛世的时候,三家文化都相融相通,为国家的安定和繁荣做出了各自的贡献。

    按照现在通常的看法,佛教是东汉传入中国的。但是据考证,佛教在周朝就已经传入中国,孔子在那个时候就知道佛教了,可他并没有视为异端。《列子·仲尼篇》引孔子之言说:“吾闻西方有大圣人焉,不治而不乱,不言而自信,不化而自行。荡荡乎,民无能名焉!”意思是:“我听说西方有大圣人,不用治理而天下太平,不用劝说而自有信仰,不用教化而自然实行,广大无边啊,俗人无法来说明!”可见在孔子已经知道了西方有释迦牟尼了,而孔子对他是相当崇拜的。

    孔子在周王室会见了老子,老子当时是周王室的守藏史,他学问渊博,思想深邃,是孔子最敬仰的人物之一。孔子能够在看到周王室收藏的珍贵典籍,都是老子提供的方便。孔子与老子长谈以后,对老子极为钦佩。同时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也有点神秘莫测,孔子回来后对弟子说:“鸟,吾知其能飞;鱼,吾知其能游;兽,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为罔,游者可以为纶,飞者可以为矰。至於龙,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,其犹龙邪!”孔子把老子比喻是一条龙,可见他对老子的高度赞誉。

    由此可见,孔子从来没有把佛老看做异端的。

 

未完,待续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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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i] 见《二十五史》,《汉书》艺文志。

[ii] 转引自楼宇烈著《康有为与儒学的现代转化》,原载于《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,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,1992

[iii] 汉郑玄,清刘宝楠注《论语正义》,上海书店1992.6

[iv] 宋朱熹《四书集注》,岳麓书社,1993

[v] 朱熹《四书集注》大学章句“在明明德”注:“明德者,人之所得乎天,而虚灵不昧,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。但为气质所拘,人欲所蔽,则有时而昏.然其本体之明,则未尝息者。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,以复其初也”

[vi] 徐志刚译注《论语通译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7.1.

[vii] 老道主编《论语人生》,珠海出版社,2001.2.

[viii] 曾琦云著《每日论语》,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,2004.6

[ix] 曾琦云著《每日论语》,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,2004.6

[x] 杨伯峻译注《论语译注》,中华书局,2002.3

[xi] 藕益著《四书藕益解》,论语学而篇。

[xii] 曾琦云著《每日论语》,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,2004.6

[xiii] 藕益著《四书藕益解》,论语学而篇。

[xiv] 宋朱熹《四书集注》,岳麓书社,1993

[xv] 南怀瑾著《论语别裁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,1991.1

[xvi] 李申编著的《论语精粹解读》,中华书局,2002.3

[xvii] 《印光法师文钞》三编,复叶福备书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3.6

[xviii] 《印光大师文钞》续编,佛学图书馆缘起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3.6

 

 
 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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